苯超标

难道说，在主事的人心目中，民众都是傻瓜，会相信这种鬼话?说实在的，即使垄断企业生产，而且由政府控制价格的产品，涨价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要涨，也得在民众的收入普遍而且有较大幅度增加之后。

按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国家治理有明确的规定，那就是建立法治国家。那么，什么是清官文化，什么是法治文化？不厘清二者的区别，就无法从传统中跳将出来，就只能继续披着自由民主的外衣，行专制独裁之实。

尽管不少人反思体制和其他问题，但是，不得不指出的是，如果这些案件的支持者，在起初就从法治思维着手，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市长、省长、局长、校长的身上，恐怕其观点会有完全的不同。对美国法治有兴趣的人，无不对辛普森案件记忆犹新，其原因就在于即便是证据是如此之鲜明，只是由于程序问题和一些枝节问题，陪审团和法官无法形成心中的确信（就是说，没有其他合理的可能性），最终被判决无罪。从其思维路径上讲，清官文化遵循道德逻辑。事实证明，无论是左派、右派还是其他什么派，其对社会治理的理想都纠结于传统的清官文化，这从孙志刚案开始，到如今的邓玉娇案，都可以得到证明。据报道：昨天下午，南京警方接到一起报警，称有人要跳楼。

诚然，2000块钱想要回来的话，也需要调解、起诉、判决、执行等等环节，需要成本和专业知识以及中介服务。可是如果就这么下来又不甘心，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报自己的警，希望警方能为他讨个说法。此外，沿海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附近，有许多村庄，实际的经济和就业早已转变为非农产业为主，按国际标准应归为城镇，但是上亿的村民仍然被看做农民，村庄的规划、管理依然没有纳入城镇体系。

第三，能源和环境状况令人担忧。在你看来，中国存在着什么问题？郭树清：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。英国长期拥有一个庞大的住房信用合作社体系，后来逐步转入商业银行。你好像不太认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？郭树清：此次危机发端于华尔街，就金融体系而言，它确实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，但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。

现在大家讨论汇率，美国指责中国商品卖得便宜。外国学者批评自己国家的社会现实说，左派为政府的强权提供理论依据，右派为政府责任的缺失提供基础，结果导致了政府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乱做。

教育投入，特别是政府投入，与经济发展相比，相差甚大。二是作为货币经济或虚拟经济的金融服务业过度发展。中国从去年开始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，今年前八个月的汽车销售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0％左右。五年前，甚至三年前，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优势，城里没工作就可以回农村，国家没有多少负担。

所以，政府不应该以银行新增贷款的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。现在，总体上来说，市场机制发挥资源基础性配置已经确立，但还不够强大，要素价格、资源价格、环境成本没有反映稀缺性和外部性。从十六大开始，就提出政府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：宏观调控、市场监督、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。克林顿当政时期，就高度重视住房问题，布什政府更提出所谓所有权社会，主张每个人都要有财产，有私有住房。

消费方面规模最大也最典型的浪费就是住房。但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整体欠发达，无论从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，还是从提供的服务看，都是如此。

前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负增长3个到4个百分点，去年美国就正增长了。国有资产划转社保，上世纪末就开始制定方案了，即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时拿出10％减持，变现后交给社保基金，由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经营管理，但后来资本市场不景气，就停下来了，只保留了在海外的一部分。

郭树清：这些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，必须努力进行调整。仅就农民工一事而言，几亿人背井离乡，不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，留守儿童更多达四五千万，社会的、心理的、教育的、文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，未来即使付出巨额财务资源也难以全部挽回。虽然这些不平等受到了一些企业的欢迎，但总体上看并不划算。作者：张燕冬,董欲晓来源：《财经》杂志2010年第22期人物档案郭树清：生于1956年8月，内蒙古人，博士研究生、研究员。由于频繁变动的城乡规划和随意决策的建设，永远有相当部分的资源用于拆除和搬迁，年复一年地重建、快建快拆。各国都面临着特定的经济转型，而这些转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。

首先，农民要变，他想把宅基地承包地拿出来搞经济作物，搞民俗旅游，建出租房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，数以千亿美元计的中国资本未能直接用于改进世界的效率和福利。

买多大房、住多大房不是从需要考虑，而是觉得这是一个财产、地位、身份象征，或保险和投资，农村也是如此，农民辛辛苦苦攒了钱，就回家盖房，而这些房子一年绝大多数时间可能没人居住。1978年3月至1985年3月先后在南开大学哲学系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列系学习

当然，如果仅是商战中劣币与劣币之间的蚕食，消费者尚可以通过对产品的主动选择与放弃，来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发生。在这场畸形商战背后，被公众看到的，是地方政府与权力部门，在地方利益的指挥棒之下，罔顾公权力的公信与庄严，私相妥协，已经到了手忙脚乱、慌不择路的地步。

地方权力被操弄于股掌之间，总是那么得心应手。最应该承担责任的监管部门，却在这一过程中缺位了。在几乎所有事件旁观者都恐怕要会心一笑的当口，呼市警方关于此案无更深层次背景的表态让人读出的，更多是欲盖弥彰。如果蒙牛的爆料被证实，那就意味着一件涉案金额更加巨大、损害尚未进行专业评估的损害商业信誉案件，居然曾经(而且正在)被呼和浩特市警方所隐瞒，隐瞒的理由居然是据说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西部乳业品牌这个更大的面子，或者还有地方经济利益这盘棋。

是谁造成了这种人为的信息不对称？地方利益掺杂其间，所造成的消费者知情盲区，正是劣币之间一场又一场滥战、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罪魁祸首。让所谓无更深层次背景的说法，一出现便显得格外一厢情愿。

(《桃花扇》)在整个过程中被蒙在鼓里的，恰恰是享有天然知情权的庞大消费者群体：某个品牌的牛奶到底安不安全，还能不能喝？没有谁肯抽空赐予消费者一个起码的公开告知，他们所顾及的，只有企业的利益、地方的利益，以及那被混战双方都看得很重的西部乳业品牌的整体利益。进入专题： 乳品行业 。

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，消费者无法通过肉眼和身体近期感受来判断牛奶的好坏。帮谁不帮谁，早已没有真正是非观念的地方利益，在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的艰难抉择中，当然会选择牺牲原本最应当坚守的那些法律程序、那些司法准则，包括那些说出来即使谁都说服不了的理由和美好愿景———此案无更深层次背景。

但该案在侦破后，并未按照有关程序移交检察机关，也未在媒体上公开。此事伊利方面至今仍无正面回应，但呼市警方相关负责人接受《南方都市报》采访时称此案至今未撤，仍悬在那里，等待处理，却从侧面印证了蒙牛爆料的真实性。当然，这恐怕已经是当地官方所能够作出的唯一恰当姿态了。权力在资本面前的妥协，可见一斑。

如果按照当下中国最普遍的商战程式，往往身处不同城市的对战双方均可以凭借地方纳税大户的殊荣，将各自的地方政府和公权力轻松地跟自己绑在一台战车之上，诽谤、敲诈勒索、损害商誉等等罪名都可以信手拈来，轻松地用到对方身上。或者说，在恶性竞争下，可能本来就早没有了良币。

商战再激烈，都应该有它的基本伦理可供遵守，巨头混战的擦枪走火让本身已经岌岌可危的中国乳业市场雪上加霜，在这场已经没有商业道德可循的丛林恶战中，没有谁可以抽身事外，而最大的损失方，则注定无疑归于消费者的知情空间被污染———切身权益被侵害，竟然得不到一句真诚的道歉。暂且不说所谓个人行为是否经得起起码的程序推敲，因为只是作为产品经理级别的犯罪嫌疑人安勇，是否能够穷一人之力便主导如此庞大的攻击计划，是否有权动用如此巨额的公关经费(据媒体报道，相关费用至少在百万元以上）……以上诸多疑点，已经有舆论发出了公开的质疑。

只是无论蒙牛还是伊利，显然都有些不太领情。单看呼市警方的表态，便已经颇值得玩味了。